8月，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县内积极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在1个月内，将全县493个高级农业社，合并为13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7500户。由于受大气候影响，当时认为公社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能促进生产。将三、四十个家底不同的高级社并成一个大公社，取消自留地，社员的家畜，如猪过秤归公，成立万头场；实行部分供给制，普遍建立公共食堂，提出吃饭不要钱，“共产风”泛滥全县。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在公社范围内，仅分劳动等级，不记劳动工分，曾一度实行按月发工资制度，后因经费无着，未能继续发放。当时认为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平调生产队的劳力物资，就是“共产主义”因素。实际上，公社化运动是一次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严重失误：三、四十个家底不同的高级社合并，搞了社与社之间的平均主义；不记劳动工分，搞了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造成以后几年的严重减产(1959年比上年减产10.07％，1960年比1959年又减产16.52％)。当时石塘大清塘猪场，收养社员过秤归公的大小猪5600头，未到一年时间，非正常死亡达83％以上。
“反右倾”和“反瞒产” 根据中共中央1959年8月7日发表的《关于反对右倾的指示》和区党委第九次全会的精神， 县内于1959年8月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反右倾”运动。主要反对在“大跃进”过程中提出尖锐意见的党员干部，把他们实事求是的意见视为“右倾”。10月， 对“右倾”干部作了处理，计开除党籍干籍1人，其他处理9人。196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县委对被处分干部作了甄别，1979年全部作了平反。
1959年11月至次年元月，根据上级购粮要求和反瞒产的指示，县内开展反瞒产斗争。首先进行鸣放，而后开展斗争，主要对象是富裕中农，接着进行“反瞒产、私分”。根据当时统计， 全县“瞒产”稻谷5145万公斤，与原报数相加共计22276万公斤，比上年“增产”10％， “瞒产”清出后，接着进行征购，严重购了过头粮。事后查明，当年实产粮食13423万公斤，比上年减产10.7％。“反瞒产”造成严重的后果，使全县出现浮肿和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的粮食产量仅11205.5万公斤，比1949年还减产360.4万公斤。中共全州县二届一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指出：“错误地进行反瞒产，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