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 县委对发展农业生产作了重要探索。 一是单季改双季稻方面。自1955年至1963年期间， 每年试种晚稻，因品种不配套，面积、单产均不稳定，单产徘徊在18至101公斤之间，1963年仅种1232亩。自1965年起是晚稻发展时期，当年县委带领县、区干部，参观岳阳晚稻生产，并制定“三大”、“五改”等生产措施 (即大种二季稻、大养桑蚕、大养猪和单季稻改双季、高秆改矮秆、迟熟改早熟，稀植改密植、蓝花草改红花草) ，对解放思想和推广二造面积起到重要作用。 但1966年推广“农垦58号”品种，未掌握其性能，1967年9月11日袭来寒露风，招致损失，面积虽然扩大，两造不如一造，此问题延至70年代始解决。二是兴修水利方面。自经历1963年大旱后，深感引水工程效益受雨量限制太大，必须把雨水蓄起来，由重视引水工程变为重视蓄水工程。1965年始修建石枧水库。
“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
“文革”简况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县委于6月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同月派出工作组进驻全州高中；8月，全州高中贴出质问县委的大字报；9月中旬，红卫兵在县内各厂矿机关相继成立260多个形形色色的战斗组织。
9月中旬，以学生中的红卫兵为主，在全州掀起一个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的高潮，盲目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妙明塔内珍贵的乌沉香木偶像，于次年10月3日烧毁。
12月下旬，成立了“全州红卫兵总部”、“造反兵团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总)，矛头均对准县委。1967年元月27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以“联总”的造反派头目为首，非法夺取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此后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批判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运动，随即泛滥成灾。4月22日起，召开县社干部大会，批判县委书记肖含艳等领导干部，从此各级批斗更加频繁，各级领导干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残酷斗争。
由于受所谓从中央到各省都有两个司令部的错误论调的影响，1967年元月末，县内群众性组织亦形成两大派，并酿成1967至1968年武斗流血事件。
县委被夺权后，1967年3月2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州县武装部为主，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都，代行党政职权，同时宣告撤销“全州县夺权行动委员会”。当时，未充分估计“左”倾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外县传来贫下中农可以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流言的恶果，以至造成当年10月3日， 出现以东山区三江公社黄天辉为首，一次坑杀地主、富农及其子女76人的不幸事件(1985年2月黄天辉被依法判处死刑)。直到1968年1月贯彻广西军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的紧急通知后， 才基本制止。 这段时间错误的杀人风和两派武斗共造成201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