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县内商品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及受大商行操纵，以致时涨时落。民国10年(1921)到11年，军阀混战频繁，县境驻兵甚多，春夏季米价稍涨，其他食品、百货价格仍相对平稳。19年到25年之间，米价仍保持在每市担3.5元(银元。下同) 左右；油价则波动甚大：桐油，22年上半年以前每市担20元，下半年因外商在长沙大量收购，每担上涨到33元。23年，每担涨到45元。当年国民党政府在县城成立复兴公司，垄断桐油贸易，不许商人经营，每担又下降到36元。茶油亦受外销影响，24年由原来每市担价16元涨至19元。当时，商人见茶油高于花生油价格，将花生油掺进茶油卖，导政花生油价格上升25％，麻油价格随之上升(详见表15～6)。
民国31年至37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关金券、金元券、银元券)，通货膨胀，物价暴涨，致使民不聊生。31年12月至37年12月，县内米价上涨90.49万倍，猪肉上涨176.92万倍，食油上涨180万倍，盐上涨71.59万倍，柴薪上涨110.53万倍，布上涨227.85万倍。详见表15～7。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市场管理，稳定物价。1950年实行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三统一，并相继建立国营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树立国营优势，制止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通货恶性膨胀。1952年开展“三反” (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以后，市场物价趋于稳定。1953年县内农村受旱灾，6、7月间农村粮食销量突增， 加之受湖南及邻县抢购的影响，使县内成品粮供应趋于紧张，县人民政府不惜代价，及时从南宁、桂林调进大米150万公斤经销，方解决群众需粮紧张之急；同时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从而稳定了市场物价。当年秋，国家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和生猪的等级差价和地区差价，调整猪肉市场的销售价。1955年县内本着有利于国家对私商的改造，又适当减轻消费者的负担，结合货源的调剂，使所有零售商能维持正常的经营， 适当的调整批零差率：文具15％，玩具15.17％，五金13％至15％，食盐14％至18％，煤油13％，百货15％，针织品12％至15％，调整差率总平均为14.7％。
1956年6月， 县内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先后对地方工业产品价格和服务业、修理业、部分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 实行同行业议定。同年8月，为避免因职工提高工资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县内相继采取了冻结物价的措施，保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1959年至1961年，由于工作上的失误，工农业生产减产严重，主要消费品供应不足，造成集市贸易物价上涨。1961年与1957年相比，米价(每公斤，下同)上涨0.33倍，猪肉上涨13.03倍，牛肉上涨11.44倍，鸡上涨9.53倍，鸡蛋(每个) 上涨14.15倍，鱼上涨9倍，白菜上涨5.25倍(详见表15～8)。当时为了克服暂时困难，缓和供需矛盾，国家对少数商品采取高于牌价，低于市价，进行收购和销售。同时规定占职工生活60％的18类生活必需品采取凭票供应，价格稳定在原有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