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红七军要“保卫和扩大红军红色区域，计划迅速与朱毛会合”之际，却遭到李立三推行的要在“全国举行总暴动，攻占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当时，李立三特派邓岗作为中央南方局代表，前来右江执行“立三路线”，指令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中心城市。1930年11月9日，邓斌等率领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从河池出发，挥戈北上。沿途进行了攻打四把、长安(融安)及湖南武岗等战斗，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全军伤亡惨重，被迫改道回撤，迅速行军过新宁后，翻过越城岭，从界牌山进入全州境内，途经横江源、八十三、会龙铺、中板桥、大西江、沙子坪、庄屋岭、亭子江、小盘石、龙水、磨头、桥渡、枫木山等村庄，历尽千辛万苦，于l931年1月2日晚上10时进驻全州。至此，广大指战员对攻打大城市的冒险主义持怀疑态度，强烈要求解决今后的去向问题。1月3日，红七军在全州飞檐叠阁的关岳庙内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邓岗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仍然极力推行“立三路线”，主张继续攻打桂林；而邓斌、张云逸则总结经验，高瞻远瞩，以大量事实驳斥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中的危害性，坚决否定邓岗、陈豪人等坚持的错误路线。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邓斌还果断提出三条措施：一、在全州休整三天，筹集钱款，整顿部队。二、改变强攻硬打战略，放弃攻打大城市。三、改变单纯的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与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一致赞同邓斌、张云逸的意见，并确定了邓斌为核心领导，继续担任前委书记。从此，红七军在邓斌等的正确领导下，排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干扰，扭转危局，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等大城市的计划，去江西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会合。2月3日，红七军整编为两个团，但在抢渡乐昌河时被敌截为两部。中旬，张云逸率后来过河的第58团一部在水口与红军独立1师会合。3月，张云逸指挥红七军和独立师在茶陵击溃敌两个团。4月初，任红七军河西指挥部总指挥的张云逸，和分别三个月的李明瑞等指挥红七军第55团、第58团攻占安福县城，歼敌一个团。接着，连克茶陵、安仁、遂川等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7月22日，红七军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在雩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红七军的战绩。毛泽东还亲手授予红七军一面“转战千里”的锦旗，以示嘉奖，并高度评价红七军是一支百折不挠、英勇善战的军队。    回溯当年，这支远征的红军队伍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进入全州不过短短三天，便和全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仍在民间广泛流传着红七军当年驻扎全州的许多佳话：   

         红七军从武岗向全州进发，来到境内长晃岭，由于当地百姓吃尽了国民党军的苦头，听说红军是攻打国民党的，欣喜万分，纷纷不露声色地思量着怎样暗中帮助红军。当时，国民党的自卫队强令长界岭附近的老百姓削竹钉、装路障来阻挡红军前进。老百姓跟他们巧妙周旋，拖着不办。但等红军一过，马上把尖利的竹钉密密麻麻地装在红军已走过的路上。当国民党的追兵赶来，一时没有防备，纷纷陷入竹钉阵内，脚被戳穿，污血四溅，进退不得，鬼哭狼嚎，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追赶了。   

        当时，红军由南往北进军，身上穿的只是单衣薄衫，没有准备过冬的衣服。进入全州地界时，正是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的冬天，尽管战士们日夜行军，饥寒交迫，但他们严守革命纪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经过会龙铺时，适逢那天村里有人结婚。正当人们摆上酒席准备喝喜酒时，突然发现远处长龙般前进的红军队伍。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惊吓，丢下一桌桌冒着香味的酒席一窝蜂地跑上山上躲藏起来。饥饿的红军见到丰盛的酒席毫不动心，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在墙上写下宣传革命的标语。群众回来后，看到新婚酒席丝毫未动，感动地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红军队伍进驻全州县城时，正值午夜过后，整个县城沉浸在一片静谧与黑暗之中。战士们不畏数九寒冬，细雨纷飞，单衫薄毯露宿在街头屋檐下。尽管如此，还是被一些街民发现了，他们目睹此状，纷纷点灯开门，热情邀请红军战士进屋歇息，有的则腾出家中最好的被褥出来，都被战士们婉言谢绝了。天刚放亮，一宿没休息好的战士们便立即帮助街民们扫地、担水、劈柴，向群众宣传红军政策和革命道理，并打开了几家土豪劣绅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于是，街民们欢欣鼓舞，老幼皆喜，奔走相告：“共产党的军队原来这样好!”“红军是我们的队伍!”   

       尽管岁月已匆匆过去70余年了，但全州人民对当年红七军的怀念依然如故。他们将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会议旧址——关岳庙视为革命圣地，珍爱有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会议旧址的保护工作，l989年将其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升格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为桂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9年9月，莫文骅(原红七军战士)将军抚昔感怀，奋笔疾书“扭转危局”四个大字，并称该会议为挽救红七军的 “小遵义会议”。同年，政府拨出专款对该会议旧址进行了全面维修，并且不惜代价拆除了周围经商门面、住房等附属建筑，修建了休闲广场，铺草坪，植绿树，栽鲜花，尽显其昔日神韵与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