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的社会变乱，对经济基础的摧残
　　全州地处湘桂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西方入侵中国的同时，频繁的社会变乱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兴起，以致经济基础的元气大伤。
　　查全州历史，数百年来，除东山瑶族及西延（今属资源县）间有民族起事外，老百姓安于本分。但是，周围地区不断的农民起事，却不时打破那些名门望族家园的宁静，使得放不下一张课桌。
　　道光、咸丰时期，《皇朝经世文续编》记载：广西民众暴动“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九月，雷再浩、李世德(西延梅溪人，原属全州，今属资源县)，创“棒棒会”；道光二十九年十月雷再浩余部李沅发再度起事，其组织为“把子会”，雷、李“在新宁(今湖南境内)全州界瑶山内倡习邪说，立棒棒会，聚众潜出掠新宁……犯全州”(见《东华续录》)。继雷再浩起事之后，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军，于咸丰初席卷广西。《全县志》载：“咸丰二年四月十六日，洪秀全陷全州……因其党冯云山毙于炮，屠杀甚惨”；“咸丰四年，邓正高率众数千人攻州城。咸丰四年丁巳春正月，黄金亮与陈永秀自恭城分走，永秀陷兴安，金亮攻全州”；“咸丰九年七月十六日，石镇吉至全州，往扑州城……”又有东安蒋大骞，“咸丰五年破东安县城，楚兵击败，匿入全州境。”
　　这种此起彼伏、拉锯式的战乱，对社会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俞廷举后人俞筱石的私人著作，于咸丰丁巳(即1857年)这样写道：“甲寅(咸丰四年，1854年)冬，吾乡逆匪作乱，大肆焚掠，不特家资荡尽，房舍烟灰，而藏书万卷、图籍千箱，俱皆付之一炬，昔所存之文稿诗稿，同归于洪劫烈焰之中，徒为浩叹而已。”这本手抄本，纸片已破碎发黄，至今仍存在笔者案头。读这段150多年前的记载，我想，与俞筱石所居相距咫尺的大湾岭谢庭瑜的藏书楼，恐怕同样难逃厄运。
　　毫无疑义，中国历次农民战争以“杀富济贫”为号召，这种中国数千年亘古不变的做法，使作为全州名门望族主体的地主富豪，首当其冲，危机重重。在这个过程中，直接依附于政权的那个阶级多在铲除之列。其次，长期的战争造成重征，又成为社会不可解脱的经济重负，其结果是大大加快了社会贫困化的进程。那位后来成进士、在湖南等地任官的赵润生，咸丰年间为避兵乱，小小年纪就随全家躲进桐油口子（当地的大山名）的深山老林，上午挖蕨根充父母饥，下午随父赵典臣读四书五经。
　　社会动乱容不下一张书桌，势所必然。龙水蒋氏的代表人物蒋琦龄在《避乱》诗中，对兵荒马乱、民情惊恐写得甚为真切：“两脚乱如麻，众哗贼已至。近山数十村，万鱼迫鼎沸。相牵咸入山，跣足亦蒙袂。牛羊滑路争，失势千丈坠。唬呼觅爷娘，僵仆填老稚。哀哉昧远图，奔走亦晚计。”
　　内患不已，则征战不已；征战不已，则老百姓苦难不已。这种苦难，不仅仅来自所谓的“盗贼”，同时也来源于以“保乡”为名、实则为非作歹的乡勇。这种清后期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贼、兵乃为一家，作恶更甚。
　　蒋琦龄在“久甘梳剃竭闾阎”的诗句后有一注：“乡勇从征，始于川楚征匪。当时谣曰：贼如梳，兵如篦，勇如剃，然犹随兵后。近则皆勇无兵矣。”把只知扰民、不知保安的乡勇其贪婪、凶残之态，刻画无遗：遇贼则贪生怕死，遇到老百姓则耀武扬威，烧杀掠夺，弄得地方“皮毛已尽唯余土”。这种状况也使出身“累世为官”的家庭，在选择贫贱还是富贵之间，陷入重重的矛盾心理。蒋琦龄在另一首诗中表达了这种两难的心境：“贫贱无以对亲戚，富贵又恐触危机。我生何者堪位置，昨未为是今亦非……”发出“但愿同为穷不死，岂更局促为人革几”的哀叹。
　　这种“但愿同为穷不死”的哀叹，不仅仅是代表了全州的士大夫，同时，也代表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占有社会物质财富(包括知识财富)的那个阶层——因为战乱使他们的经济基础受到了破坏和摧残。
　　
　　商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影响
　　全州人素来重农轻商，一方面受儒家重义轻利的影响，一方面是长期受封建式的农业经济的制约，全州人世世代代以农业为唯一生计，一村一垌，形成一个个孤立、分散、内向、封闭的区域性小社会，人口很少迁徙流动。《全县志》载：“商业非全民所长，”家中日常用品，“不过乡里居民随处贸易，以谋朝夕”，“农民逐末者寡，专务农田，国课家食，皆仰于此”。
　　全州人耻于经商，古代如此，近代亦然。“水土坚厚，地气刚劲”的全州县，民风淳朴，注重传统，因循守旧，不思变革。但当生产需要进一步发展、时代呼唤商品经济勃兴、经济发展需要更大的空间时，这种全州人的传统道德意识、思想意识，又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全州在广西的地位，以经济而言，至今仍然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则又以粮食为主。那顶“粮食最佳调剂之地”的帽子，恐怕作为历史厚重的包袱，还要长期戴下去。以有限的空间土地，养活与日俱增的人口，如果囿于一地，专务农田，不向外作商业扩张的打算，地方经济的振兴，恐难乎其难。
　　与相邻的湖南、广东以及桂东南相比，在这些地方，他们坦然经商，没有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对自身的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他们目光远大——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
　　越是优越的生存环境，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弱，反之，越是困难的生存环境，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回去吃‘老米’”——这是全州在外人员至今常说的口头禅，是因家乡有“老米”可吃。加上千百年来养成的知足常乐、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不冒风险、因循守旧，这些农耕文化的固有观念，不知影响了全州多少代人。更何况名门望族“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赋税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
　　一个封闭太久的社会，一个世世代代厮守在土地上刨食的社会阶层，要想让他们树立四海为家的豪气，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方能领悟的。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探讨全州古代文人家族群体的衰落，对我们今天，也许是一件有教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