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农村之自然经济始受到破坏，民众日益贫困破产，士大夫家庭逐步没落，社会灾难更加深重。全州名门望族的读书人，不仅为接踵而来的外患而忧，他们依附在那个社会的家庭，其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名门望族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思有所作为。如龙水蒋氏，他们的后人已经受到“实业救国”和洋务运动的影响，开始从事实业了。曾任过工部都水司主事襄办的蒋实英，就总办过机器制造局。光绪二十八年回到广西，开办过广西富强工艺局，历充桂(林)全(州)铁路总局会办，广西农务总会，广西农林试验场总经理。但是，虽有实业救国的思想，在帝国主义的掠夺压榨之下，民族工业的生存谈何容易，因此，他们无法展其所学。
　　
　　西方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冲击
　　全州自古以农业经济为主，县志中有“俗尚农桑，民知教化”。人们祖祖辈辈在田里耕作，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日程，一直延续至今。当然，那些名门望族中的部分成员，也许仅仅是这种生活的旁观者或组织者。
　　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的小农经济，使社会变得狭窄。一户如果拥有数十亩土地，家道可称殷实富有。全州旧时分六乡，其谚语云：“长、万二乡出白米，恩、建二乡出刀枪，宜乡多苦累，富贵落升乡。”才湾、龙水、桥渡三个文人辈出的地方，恰恰属于“出白米”的长、万二乡，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区。生长在全州这块土地上的望族，往往在其高大房宇的门厅之上，镌刻色彩斑斓的“耕读传家”四字。这三个村村前均河水清澈如镜，游鱼可数，村后青山叠绿，鸟逐林间。河的对岸，则是良田千顷，疏密如画。想象200多年前的文化先人，手执一书，或徜徉河畔、或憩息柳下，或独自思索，或高谈阔论，应是理想的读书之处。
　　与这种农业经济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以孔孟儒学为宗，且世世代代仿佛都是千篇一律地重复着，谁要是违背了孔孟儒学，另辟蹊径，都被王朝视为大逆不道。桥渡那位著名御史谢济世，因不按古本注经书，差点被杀掉脑袋，就是一例。
　　但是，中国疆界以外的世界已悄悄发生变化：当明朝嘉靖初年的首辅内阁大学士蒋冕，用传统的封建伦理，苦劝皇帝改变“尊崇所生”的主张时，西方人麦哲伦已完成了他最早的环球航行，哥白尼则在研究他的《天体运行论》；当清初有“岭南词坛领袖”之称的谢良琦，在兰陵任上醉酒放歌、吟唱他的悲欢离合时，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牛顿创立了微积分。西方人研究星辰、天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的知识分子则研究四书五经，一头扎在故纸堆里。1840年，当龙水村蒋琦龄在北京殿试苦思冥想时，鸦片战争的炮声，已经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
　　当西方资产阶级开始用科技征服世界、清皇朝关闭已久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敲开之后，随之而来的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不断输入，先进生产技术与落后生产关系的交锋，中国的“黄土文化”怎么也抵挡不住海洋文化的冲撞，只有招架之力，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儒家学说的悲哀。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蒋琦龄在他的名疏《中兴十二策》中，沉痛喊出“自古薰莸不同器，华夷不并居，卧榻之前任人鼾睡，亦复何堪?”但清皇朝只有忍气吞声，割地求和的份了!
　　西方文化自沿海广东向内陆广西次递传进，全州地处广西最北，得西方文化的影响则是最末，加上近代陆路交通发达，汽车、火车、飞机大大缩短了空间距离，全州已失去了古代水路为主的交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