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人民公社化”，取消私人养殖畜禽，猪、牛全归社、队集体喂养。耕牛管理不善，护理不好；集体猪栏窄而拥挤；大群同槽，饲料不足；疾病折磨，死亡率高，出栏率低。石塘公社大清塘“万头猪场” ，1959年9月养猪5600头，翌年5月，仅余953头，非正常减少83％。 加之当时自然灾害频临， 粮食歉收， 畜禽锐减。1960年，牲猪存栏38224头，耕牛57646头， 家禽49.32万只。与1957年比，分别减少111776头，22097头，348100只。造成肉食品奇缺，猪肉每市斤价格暴涨到8～10元，鸡蛋每个0.5～0.6元。
1961年下半年，恢复自留地和私人养猪，贯彻“公私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社员养猪1头， 由生产队划给饲料地0.1亩，母猪养户另准开荒地0.2亩。生猪派购任务按农业人口比例年初一次落实到生产队， 实行奖励政策。凡向国家出售肉猪1头，以膘重60公斤为起点，奖给原粮票25公斤， 化肥票10公斤，布票5市尺。有的生产队还另补贴派购猪饲料原粮25～30公斤不等。牲猪生产又获回升。1965年，存栏猪150102头，超过1957年水平。1962年，耕牛全部归生产队所有， 分户饲养，实行奖励政策。凡产下小牛到1周岁时作价，养户与生产队作“二.五”或“三.七”分成。但也有少数生产队另搞一套，只把耕牛按等定工分，交老弱、妇女或孩童饲养，或轮换放牧，这样耕牛养不好。如1963年，朝南公社贤山大队第六生产队6头耕牛， 全属三类。1961至1970年之间，耕牛养量始终徘徊在5～6万头左右。其中最多是1966年， 有耕牛61874头，也只相当于1949年的养量。1973年，县革委再次发出关于严禁滥杀耕牛和保护耕牛安全过冬的指示。但是由于片面宣传1980年农村实现机械化，于是有的生产队放松了对耕牛的护理，每逢严寒，老弱、小牛死亡不少。1971年至1980年耕牛饲养量仍停留在60年代的水平。
1971年，牲猪派购实行“购一留一”政策。为解决猪源，对母猪养户免除派购任务。但因国家收购牌价与市场交易价差距过大，在猪仔价格高涨的情况下，交售1头派购猪的收入，除买回1头小猪外， 所余无几。虽有其他物资奖励，仍不能弥补其价格差异所造成的损失。对生猪的发展受到了冲击。1979年，年底存栏猪仅达到22.6万头。
1981年，随着生产责任制的落实，粮食大幅度增产，集体猪场解散，猪牛全部转为户养，涌现出一批畜禽养殖重点户、专业户。才湾公社井水铺生产队26户，9月底统计养猪316头，平均每户12.2头。1982年，牲猪派购改“购一留一”为“购一多留”。为鼓励社员多养猪禽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将全年牲猪、活鸡、蛋品的派购任务按农业人口分配 (蕉江、大源等6个民族生产队减少一部分任务)。全年派购牲猪77900头，占饲养总量的19.08％。另按总农户的80％每户派购鸡两只，鸡蛋0.5公斤。(详见表6～3) 。由于政策有松动，牲畜量逐步上升， 当年全县牲猪总饲养量408236头，户平均2.76头，人平均0.61头，耕牛70683头，家禽年末实有76.18万只，其中专业户80户，养鸡1500只。1985年2月，取消牲猪、活鸡、鲜蛋的派购任务， 开放市场，全部按议价收购，允许屠商经营肉食品，畜禽养量每100户农家平均有猪331.5头，是民国31年的3.24倍；耕牛87303头，比养量最高的1956年提高9.5％；特别是黄牛， 发展更快。家禽突破100万羽，创解放以来最高记录，当年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畜牧工作先进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