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乡间有士绅调解民间纠纷，俗称“和事老”。1953年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在全县47个乡镇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1954年，根据政务院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细则》的规定，在全县14个区148个乡镇，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有成员816人。当年，共调处民间纠纷4023起。1955年，调处纠纷1.11万起，以后经过多次整顿提高，到1982年底，全县共有调解委员会282个， 成员0.12万人，并建立了登记、回访制度。据1985年底统计，共调处民间纠纷2.12万起。1986年以后，各乡镇设立了专职司法助理员，成立了司法办公室，村公所设调解委员会，村民小组设调解小组，生产小队设调解员。到1990年底，全县共有调解委员会555个，成员0.24万人，共调处民间纠纷3.25万起，其中生产经营纠纷0.2万起，婚姻家庭纠纷0.94万起。
清代及民国期间，县内土地、山林、水利纠纷之争，均为封建地主、恶霸包揽控制。由于调处不公，不少纠纷酿成械斗命案，造成少数村庄之间长期的历史成见。乡间素有“争荒山、卖水田”之说。1952年土地改革时间短促，对荒山、山林、水利来不及分配 (简称三大纠纷，下同)致使三大纠纷不断发生。1953年冬天，全县集中时间和力量，进行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调处工作，并颁发土地、山林证，绝大部分纠纷得到解决，此后“三大”纠纷甚少。1961年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以后，生产小队实行土地划片包干制，出现数队共一水源，或一队数处水源的现象；部分社员户口变动，带山带田入社，因此，每到春天，禁山刷界，遇有天旱， 水利纠纷不断发生。当年共调处三大纠纷204起，其中已酿成械斗10起，打伤37人。 1963年发生纠纷0.11万起，其中械斗40起，打伤14人。1964年仅第二季度发生233起。1965年同期发生316起。在此期间，公检法机关与有关部门配合，每年都要组织相当的人力，进行三大纠纷调处工作。 1974年1月，根据上级指示，成立县三大纠纷调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简称调处办、处纠办、下同)，专职处理三大纠纷。1974年至1978年，全县共发生三大纠纷970起，调处846起。由于农业体制有变动，人口增长过快，土地面积相对减少，山林土地需求矛盾激增；原有合同四至界线不清加上土地山林发征，区域划界，部分农民对农村的经济政策有误解，把土地使用权当成了所有权，致使三大纠纷不断增多。1981年至1985年，全县共发生三大纠分0.3万起， 调处0.21万起， 平均年发案594起。1986年年1990年，共发案0.45万起，平均年发案900起，其中已酿成武装械斗163起，打死9人，伤722人，毁坏农作物328亩，丢荒田地440亩，毁坏林木1389立方米。在处理三大纠纷的过程中，坚持有利发展生产，有利团结，遵重历史习惯和解放后处理的协议，符合政策法律，协商解决的原则；采取勘察现场，深入调查，协商谈判，摆事实摆证据，讲风格，坚持和为贵、让为贤、安为重的处理方法， 使大部分纠纷得到妥善解决。1988年，庙头镇有三大纠纷110起，由于反复宣讲政策法律，耐心细致的做好代表们的思想工作，经过多次协商谈判，其中84起纠纷达成协议，占纠纷总数76.36％。 其中白果村公所9个村民小组均有纠纷，曾发生械斗打伤3人。在调处过程中， 调处人员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充分证据，疏通思想，9起山林纠纷全部达成协议。通过纠纷调处，解决了矛盾，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