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时期到现在,在全州县文桥镇流传着一句民谣,民谣的内容是:“邓家的顶子,易家的银子,廖家的谷子。”这句话概括了古时候文桥镇三个大村子的基本特征。它的意思是邓家村取得功名的人很多,做官的人很多;易家村的人善于经商,很会赚钱,大多数人家有大把大把的银子;廖家村的人田地多,生产出来的粮食多得吃不完。在封建时代,人们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人生信条,基于这一观念,因而,邓家村在文桥三个村子里名声最著。
据邓家村邓氏家谱记载,该村始祖明钦公于宋庆历六年(1046年)在邓家开埠立基,距今已近千年。邓家村现分为新村、左村和右村三个村子,三个村子的村民均为始祖明钦公邓朝恩的后裔。至清代时,邓家村正式分为四房,新村村民为邓缘威的后代;左村村民为邓缘烈的子孙;右村村民则为邓缘德、邓缘兴的香火,每村均有家谱,各房各属都建有祠堂。
人物与故事
翻开新村邓氏家谱,邓氏先人中就有三十多人考中举人,三人中过进士。其中,村人邓惟高于大明崇祯年间中会试一百零九名进士。官阶最高者乃村人邓承券,承券公当过长沙府知府、湖南副使督粮兼军道勤王有功、太仆寺卿(从三品,相当于副部级)等职。
新村邓增光说,邓氏先人对邓承券的传说较多。据说,邓承券做地方官时,为官清廉,颇有政绩,得到了内阁正直大臣的肯定,同时,也为一些奸臣所嫉恨。因而奸臣向皇帝进言,说邓承券是如何如何的贤能,结果邓承券由地方调入中央,担任太仆寺卿。这个职位对武将来说,那可是无上荣光,因为太仆寺主管全国马政,古时打仗马是一项重要指标,太仆寺卿是太仆寺的最高长官,皇帝参加重大典礼时,太仆寺卿要亲自给皇帝驾车,可见,这确实是个耀眼的职位。问题就出在邓承券是文人出身,担任这一职务就显得捉襟见肘。可邓承券有股不服输的劲头,通过长时间的努力,硬是把马政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奸臣一看这一损招落了空,就时刻在皇帝面前进谗言,皇帝念他忠心耿耿,不忍加害,让邓承券致仕。邓承券归隐后,把跟随自己多年的随从人员安排妥当,给了他们一些银两,叫他们做点正当生意。可是世道艰难,生意并不好做,随从们一合计就上山做了“山大王”。不久,这事传到了京城,奸臣们认为除去邓承券的机会来了,就向皇帝进言,说让邓承券去剿匪是最合适的。邓承券圣命难违,带兵进剿山匪。山匪听到恩公带兵进剿,他们并没有忘记邓承券当年对他们的一片情义,最后卸甲逃命,归隐田园。就这样邓承券顺利地完成了进剿任务。
在邓家三村中,左村在明代时有一个人的名气不逊色于邓承券。他叫邓震甲,中过大明崇祯壬午科乡试第四十三名举人,当过江西吉安府卢陵县教谕、湖广长沙府教谕、安化县尹,后因藩王兵变而归,隐居邓家村。后来,朝廷多次催其复职,邓震甲想避祸,想出一计,在家扎灵堂,葬衣冠冢,只身偷偷逃往兴安县严关白竹铺改姓埋名,邓震甲把自己的姓改为登姓,其义有二:一是仍不忘自己是邓姓后人;二是为避祸。因为邓字的繁体写法是“登”字加一双耳旁,把“邓”姓改为“登”姓后,音相同、字相近而已。听邓家村人说,现兴安县严关白竹铺登姓村民就是邓震甲的后裔。
据邓震甲的十一世孙邓应兆说,邓震甲精通易学。曾纂辑易经注释一部,邓震甲的后人把其当作传家宝流传下来,每逢祭祀,后人把易经注释一书供于桌上,焚香叩拜,不忘先人学问卓著之功。邓氏后人有一规定,族人把这一易经注释书籍轮流保管、传阅。上世纪六十年代,此书传到族人邓萸香的手里,但他没有认识到此书的学术价值,竟然把书打成纸钱挂在猪圈上祭祀神灵、驱除鬼怪以保四季平安、六畜兴旺。当族人发现这一情况时,为时已晚,易经注释书籍所剩无几!
邓家左村能人辈出,与族中对读书人有激励措施有关。邓应兆说,邓震甲为激励族人发奋读书,在村边岭子头拿出四亩田作为学田。何为学田?就是在科举考试中,族人中只要有人考中秀才、举人等功名者,这四亩学田就归得中者来种,一人得中就归一人来种,两人得中就由两人来种,依次类推。这一举措有力地激发了邓姓后人求取功名的斗志。左村中邓昇平是清朝末年最后一名得中秀才的读书人,自他取得功名到取消科举考试后,再无人取得功名,因而邓昇平把这四亩学田种到离开人世为止。
文化留韵
从邓家新村、左村的两部家谱抄写者的抄写功夫可以看出,邓家人的书法根基相当扎实,新村邓氏家谱的抄写者为邓天禄,举人出身,做过湖广茶陵知州和云南武定府同知(正五品),他的字功底相当扎实,有欧颜风骨。而左村邓氏家谱的书写者为邓昇平。邓昇平中过秀才,一笔漂亮的颜体书法在乡试时受人青睐,有“字盖通场”之誉。
踏上石板小拱桥,绕过左村残垣旧壁,看到古村大门两边还残留斑斑墨迹,古屋、祠堂的匾额还有挥之不去的书香余韵。如今,邓家村虽难显昔日荣光,书香门第风光难再,但今日之邓家村文化、娱乐依然还在承接先贤文化古风。现今的邓家村还有两支乐队,有彩调团、有戏班子,有爱好书画的老者。当你不经意走过该村时,或许就有闲散的二胡之音飘入你的耳际,让你留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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