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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全州古代文人家族群体的衰落
2010-12-27   发表:


  
  不断的社会变乱,对经济基础的摧残
  全州地处湘桂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西方入侵中国的同时,频繁的社会变乱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兴起,以致经济基础的元气大伤。
  查全州历史,数百年来,除东山瑶族及西延(今属资源县)间有民族起事外,老百姓安于本分。但是,周围地区不断的农民起事,却不时打破那些名门望族家园的宁静,使得放不下一张课桌。
  道光、咸丰时期,《皇朝经世文续编》记载:广西民众暴动“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九月,雷再浩、李世德(西延梅溪人,原属全州,今属资源县),创“棒棒会”;道光二十九年十月雷再浩余部李沅发再度起事,其组织为“把子会”,雷、李“在新宁(今湖南境内)全州界瑶山内倡习邪说,立棒棒会,聚众潜出掠新宁……犯全州”(见《东华续录》)。继雷再浩起事之后,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军,于咸丰初席卷广西。《全县志》载:“咸丰二年四月十六日,洪秀全陷全州……因其党冯云山毙于炮,屠杀甚惨”;“咸丰四年,邓正高率众数千人攻州城。咸丰四年丁巳春正月,黄金亮与陈永秀自恭城分走,永秀陷兴安,金亮攻全州”;“咸丰九年七月十六日,石镇吉至全州,往扑州城……”又有东安蒋大骞,“咸丰五年破东安县城,楚兵击败,匿入全州境。”
  这种此起彼伏、拉锯式的战乱,对社会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俞廷举后人俞筱石的私人著作,于咸丰丁巳(即1857年)这样写道:“甲寅(咸丰四年,1854年)冬,吾乡逆匪作乱,大肆焚掠,不特家资荡尽,房舍烟灰,而藏书万卷、图籍千箱,俱皆付之一炬,昔所存之文稿诗稿,同归于洪劫烈焰之中,徒为浩叹而已。”这本手抄本,纸片已破碎发黄,至今仍存在笔者案头。读这段150多年前的记载,我想,与俞筱石所居相距咫尺的大湾岭谢庭瑜的藏书楼,恐怕同样难逃厄运。
  毫无疑义,中国历次农民战争以“杀富济贫”为号召,这种中国数千年亘古不变的做法,使作为全州名门望族主体的地主富豪,首当其冲,危机重重。在这个过程中,直接依附于政权的那个阶级多在铲除之列。其次,长期的战争造成重征,又成为社会不可解脱的经济重负,其结果是大大加快了社会贫困化的进程。那位后来成进士、在湖南等地任官的赵润生,咸丰年间为避兵乱,小小年纪就随全家躲进桐油口子(当地的大山名)的深山老林,上午挖蕨根充父母饥,下午随父赵典臣读四书五经。
  社会动乱容不下一张书桌,势所必然。龙水蒋氏的代表人物蒋琦龄在《避乱》诗中,对兵荒马乱、民情惊恐写得甚为真切:“两脚乱如麻,众哗贼已至。近山数十村,万鱼迫鼎沸。相牵咸入山,跣足亦蒙袂。牛羊滑路争,失势千丈坠。唬呼觅爷娘,僵仆填老稚。哀哉昧远图,奔走亦晚计。”
  内患不已,则征战不已;征战不已,则老百姓苦难不已。这种苦难,不仅仅来自所谓的“盗贼”,同时也来源于以“保乡”为名、实则为非作歹的乡勇。这种清后期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贼、兵乃为一家,作恶更甚。
  蒋琦龄在“久甘梳剃竭闾阎”的诗句后有一注:“乡勇从征,始于川楚征匪。当时谣曰:贼如梳,兵如篦,勇如剃,然犹随兵后。近则皆勇无兵矣。”把只知扰民、不知保安的乡勇其贪婪、凶残之态,刻画无遗:遇贼则贪生怕死,遇到老百姓则耀武扬威,烧杀掠夺,弄得地方“皮毛已尽唯余土”。这种状况也使出身“累世为官”的家庭,在选择贫贱还是富贵之间,陷入重重的矛盾心理。蒋琦龄在另一首诗中表达了这种两难的心境:“贫贱无以对亲戚,富贵又恐触危机。我生何者堪位置,昨未为是今亦非……”发出“但愿同为穷不死,岂更局促为人革几”的哀叹。
  这种“但愿同为穷不死”的哀叹,不仅仅是代表了全州的士大夫,同时,也代表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占有社会物质财富(包括知识财富)的那个阶层――因为战乱使他们的经济基础受到了破坏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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