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州桥渡谢氏自清代中叶的“庭”字辈以后，便与进士无缘了，后人似乎不敢望其“二谢”（谢良琦、谢济世）项背。尽管当过吉州牧的谢庭瑜退休还乡后，在大湾岭苦心建藏书楼，以期振兴族辈，但只出了几位举人。才湾村蒋氏自“良”字辈以后，也鲜有人才出。龙水村蒋氏人才之出则要悠长一些。
　　清嘉庆、道光之后，全州也出过一些人才，如名士、北京顺天府尹蒋琦龄，晚清名御史赵炳林等，但就整体素质而言，已经开始衰落了。其原因概而言之是，晚清乃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末世。首先是外族入侵，弄得国势日衰，社会性质改体，西方文化随之而来。其次是内战造成的土地关系变化，经济基础的破坏。再次是封闭的农业经济解体，使得与儒学相依的士大夫在中西交冲下，一代一代的变异。纵观蒋、谢二族的人文衰落，可知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哀以及社会解体的必然。
　　
　　吸鸦片、好赌对中国农村的破坏
　　1840年，那场奇耻大辱的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众所周知，不必赘言。以广西而言，受其破坏，则应列为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鸦片战争后，因广西紧邻广东，广东则为西方列强势力最早到达地区，列强借广东买办商人之手，溯西江经梧州，首先是源源不断向广西输入商品及鸦片。全州农村吸鸦片者无户不有，男子中甚至十占六七。据《全县志》载：清末、民国之初，“城市乡村，无不有销售鸦片之所。于是，嗜好成癖者益众”。穷人如此，富人亦然。一些大户人家过去富甲一方，园里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后因子孙吸鸦片，功名又上不去，只好卖田卖地，变卖玉器、古董、家具，以至家族衰败。
　　继之则是赌博成风。县志载：“往昔防城经费，就赌博征收，县城及各市场，靡不演剧聚赌，趋之如云，孤注一掷，不惜千金，喝雉呼卢，夜以继日，相习成风，莫可挽救。”晚清名御史赵炳麟，于光绪三十一年丁忧回到家乡，见到由于政府参与抽收赌饷，开放赌禁，全州赌博成风，在他致广西当局《请禁全州赌博》的信中，把农村的赌况，描绘得淋漓尽致：“民以赌为事，父不能管其子，兄不能约其弟，几乎四民皆失正业。”全州“开场演剧，聚赌抽规，所在皆是。虽差役查至其地，大抵得数十元即缄默而返；团练局练勇更私收赌规，肆无忌惮”，以至恭城、平乐等地的赌徒，也赶到全州参赌。如果不严加禁止，不仅民利日蹙，且匪类潜藏。他建议地方当局派人严查，“遇有唱赌调、演赌戏者，立即拿办，倘差役、练勇受规放纵，一经举发，按律惩治”。
　　由此，农村之自然经济始受到破坏，民众日益贫困破产，士大夫家庭逐步没落，社会灾难更加深重。全州名门望族的读书人，不仅为接踵而来的外患而忧，他们依附在那个社会的家庭，其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名门望族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思有所作为。如龙水蒋氏，他们的后人已经受到“实业救国”和洋务运动的影响，开始从事实业了。曾任过工部都水司主事襄办的蒋实英，就总办过机器制造局。光绪二十八年回到广西，开办过广西富强工艺局，历充桂(林)全(州)铁路总局会办，广西农务总会，广西农林试验场总经理。但是，虽有实业救国的思想，在帝国主义的掠夺压榨之下，民族工业的生存谈何容易，因此，他们无法展其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