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冲击
全州自古以农业经济为主,县志中有“俗尚农桑,民知教化”。人们祖祖辈辈在田里耕作,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日程,一直延续至今。当然,那些名门望族中的部分成员,也许仅仅是这种生活的旁观者或组织者。
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的小农经济,使社会变得狭窄。一户如果拥有数十亩土地,家道可称殷实富有。全州旧时分六乡,其谚语云:“长、万二乡出白米,恩、建二乡出刀枪,宜乡多苦累,富贵落升乡。”才湾、龙水、桥渡三个文人辈出的地方,恰恰属于“出白米”的长、万二乡,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区。生长在全州这块土地上的望族,往往在其高大房宇的门厅之上,镌刻色彩斑斓的“耕读传家”四字。这三个村村前均河水清澈如镜,游鱼可数,村后青山叠绿,鸟逐林间。河的对岸,则是良田千顷,疏密如画。想象200多年前的文化先人,手执一书,或徜徉河畔、或憩息柳下,或独自思索,或高谈阔论,应是理想的读书之处。
与这种农业经济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以孔孟儒学为宗,且世世代代仿佛都是千篇一律地重复着,谁要是违背了孔孟儒学,另辟蹊径,都被王朝视为大逆不道。桥渡那位著名御史谢济世,因不按古本注经书,差点被杀掉脑袋,就是一例。
但是,中国疆界以外的世界已悄悄发生变化:当明朝嘉靖初年的首辅内阁大学士蒋冕,用传统的封建伦理,苦劝皇帝改变“尊崇所生”的主张时,西方人麦哲伦已完成了他最早的环球航行,哥白尼则在研究他的《天体运行论》;当清初有“岭南词坛领袖”之称的谢良琦,在兰陵任上醉酒放歌、吟唱他的悲欢离合时,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牛顿创立了微积分。西方人研究星辰、天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的知识分子则研究四书五经,一头扎在故纸堆里。1840年,当龙水村蒋琦龄在北京殿试苦思冥想时,鸦片战争的炮声,已经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
当西方资产阶级开始用科技征服世界、清皇朝关闭已久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敲开之后,随之而来的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不断输入,先进生产技术与落后生产关系的交锋,中国的“黄土文化”怎么也抵挡不住海洋文化的冲撞,只有招架之力,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儒家学说的悲哀。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蒋琦龄在他的名疏《中兴十二策》中,沉痛喊出“自古薰莸不同器,华夷不并居,卧榻之前任人鼾睡,亦复何堪?”但清皇朝只有忍气吞声,割地求和的份了!
西方文化自沿海广东向内陆广西次递传进,全州地处广西最北,得西方文化的影响则是最末,加上近代陆路交通发达,汽车、火车、飞机大大缩短了空间距离,全州已失去了古代水路为主的交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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