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汉时期
      （一）灵渠 
       据《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沿水陆五路进攻岭南少 数民族地区。由于岭南山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秦军在进军途中遇到许多困难。越人占有熟悉的地形，殊死抵抗，至使来势汹汹的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监御史禄“无以转饷” ，只好“以卒凿渠而粮道”。渠凿成，粮道通，再与越人战，才取得杀西瓯君译于宋的胜利 。秦监史禄所凿之渠就是今之灵渠，亦即兴安运河，它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把五岭相隔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灵渠 的主要工程是由铧堤、天平、渠道、秦堤、陡门等部 分组成，由于巧妙的安排，使南来北往的舟船梯山航岭，成为古代一大奇观。
      （二）秦城
       秦城在兴安县溶江镇北，地当大溶江与灵渠汇合的三角洲上。经过历年调查，秦城遗址还保存4处，一处在马家渡南岸到大园村东北三里；三处在七里圩南端，有一座长方形土城，当 地称为“王城”，一处在通济村和太和堡之间，有一座近于正方形的土城；一处在水街北端，大溶江与灵渠汇合处北面，是又一土城。这几处城墙内外都有大量绳纹板瓦及其残片出土。秦城遗址自宋代以来就有记载，如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溶江小溶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北二十里有险曰严关，群山环之，鸟道微通，不可方轨。此秦城之遗迹也。地势之险，襟喉之会，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据此要地，以临南方，水已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陆苗出关，自是可以成列而驰。进有建瓴之利势，退有重险之可蟠，宜百越之君委命下史也。”
       1993年冬对秦城遗址中的七里圩“王城”进行钻探，发现城内文化堆积除局部地方表面有一 层灰色和灰黑色晚期文化堆积外，全城文化城积主要分两大层。文化堆积中普遍夹红色烧土 色块或碎末及小量草木灰烬。城墙面宽10米，用黄褐色泥土和褐色沙土夯筑而成。城墙夯土保存厚度约3米左右。护城壕环绕城墙一周，距离城墙5米左右，宽度在10~20米之间。壕距现成地面深约2.5米。城北垣偏东钻出城门1座，门道宽7米，长20米。钻出楼橹建筑6处；城拐角4处，北垣1处，东垣1处，都是泥土夯筑。城夯土建遗迹5处，均呈多边形，建筑年代早 晚不一。依据地层关系和钻孔所见文物，推断此城为秦到西汉始建，东汉加筑沿用，应属军 事性的城址。
     （三）洮阳故城
     在全州县永岁乡大塘村梅潭屯背的城墙上，旧名改州滩。城址东、南、西三面临湘江，西南有一条小河流入湘江，西南有一条小河流入湘江，或称洮水。湘江北岸的陡壁石山地就是洮 阳旧址。洮阳是座山城，依山势而建，平面罄折，作多角形，正中有六边形台面，东西两翼 略低，类似城廊。东、西两边都有城门。凡转角处都比周围高，似为楼橹处。城内地面散布 大量绳纹简瓦、板瓦，篮纹、席纹、方格纹和米字纹组合的陶罐、陶残片，都是汉代及其以 前的遗物。城址东北面山坡上有东汉墓，说明此城在东汉以后已逐渐废弃。洮阳在战国时期 是楚国南境的城邑关戍所在，可能早已设县。到汉代则为零陵郡下一个县，《汉书·地理 志》上已有明确记载。《西汉初长沙国地形图》已标出了洮阳县的方位。从长沙、西汉前期 墓出土“洮阳长印”和“逃阳令印”的情况看，大约在文景时期，洮阳已从一个不足万户的 小县（设县长）发展到超过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了。
     （四）观阳故城
      在灌阳县新街乡灌江西岸邓家村旁边的古城岗。《灌阳县志》称为“雀儿山”，当地老百姓叫“古城岗”，又叫“城池岭”，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城。城墙墓址仍在，城址平面呈长方 形罄折，城门两座，一座东北向，一座西南向，门洞依稀可见。城址纵深约116米，宽180~2 80米不等。转角处有隆起的城堡式土台，城墙自山腰作台阶式向山顶延伸，最高点距灌江水 面约20米。城坦四周高耸，最高处高出附近地面8—10米。城垣内发现汉瓦层和汉代的以前的文化遗物。其中绳纹瓦片和云纹瓦当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填土中的瓦片 和瓦当相似。此外还有方格纹、米字纹、席纹等印纹硬陶罐残片，篦纹、细弦纹陶残片，四 纹硬陶片等，出土过矩形有柄穿孔石铲，城内最高台地发现过铁矛10多件，在台地旁的坡地发现过木炭、红烧土胎圜底蹄足陶鼎、细弦纹硬陶、直颈圆腹圜底绳纹陶罐等。说明这里 是一座汉代城址，其上限年代也可能早于汉代，汉以后逐渐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