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7年）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在厦门沦陷的抗战救亡高潮中，由堂叔洪凌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并随团来到桂林，进行抗战宣传工作。一九四四年桂林失守前夕，我与飞机制造厂的一批工人去了阳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宣传的农村服务队，并发展成一支敌后游击队——临阳联队，在漓江两岸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

危难之时落全州

       一九四五年八月，疯狂不可一世，占领大半中国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胜利了，这是全国人民最欢乐的时刻。但是，对于身处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游击队（临阳联队）来说，却是进退两难，情况十分危急。按照党中央指示，要化整为零，隐蔽埋伏，伺机而动。联队党组织进行北上、南撤的紧张安排。我与部分联队干部，在肖雷带领下，化装成返乡平民，沿漓江北上，经桂林、灵川、兴安到达全州两河乡大田村邓崇济家里，完成了紧急的转移。

在石塘落户

       肖雷向邓崇济通报情况，不日即离开了。崇济同志像个地道农民，但谈吐里显现是知识分子身份，和蔼可亲。当时我身无费用，只数件衣服，境迁可以想见。在崇济家住了数天，崇济亲切地介绍有关情况。不日，即带我到全州县的石塘镇中心小学，将我介绍给唐楚英同志。这样，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福建籍青年、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就落脚在这个既陌生又举目无亲的乡镇。

      石塘小学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特殊单位，不少年轻教师是受党的影响、思想进步的桂林师范学校的教育的毕业生。他们是石塘中心小学一支中坚力量。在教学上他们传播新思想；在生活上亲近学生；教学联系当前国家形势。思想活跃，这与学校中一些守旧老教师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有这一批青年教师，使我有了能与他们接近的机会。生活上、教学上能比较快的与他们打成一片，并逐步建立了比较浓厚的感情。但我也时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毕竟学校中还有保守势力，他们是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员在他们看来，是异己分子，是不可容纳的，进步与保守势力在中心小学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斗争形式还不到激化的程度。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教师都是本地人，外地人只有二、三人；还没有形成表面化的党派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