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田赋分丁、 米、 折3项征银。夏季征收丁银，秋季征收米、折。丁银1两，征制钱2200文； 米1石，征制钱3200文；折银1两，征制钱1900文；毛银1元，折制钱850文；大洋1元，作制钱900文。当时银元价格，随时增涨，完粮者受无形损失。
民国初，丁、米、折并征。银两化为银元，综计每亩征银0.17元。民国5年(1916年) 清赋，省令以产谷数量为原则，以3年收益酌中之数为标准。但县知事王继文，不依产谷数量，辄按粮额增加6成，计民税1亩，征银0.272元，瑶税则增加七成或一倍以上。由是成为定额，成为县内无穷之累。
民国8年豁免荒绝粮额，民国16年修建公路复免粮额。县内当年有田亩40.02万亩，征粮额银11.25万元，但由于团务、建设、教育诸要政次第实施，所需费用，遂于正赋1元附加数角或一倍以上不等，人民负担益重。
民国21年颁行非省府核准不得附加粮赋的政令，仅教育、行政费二项附加，当年计收赋税11.25万元。当年县内水田69.16万亩，农户42800户，粮赋仍为前额。
抗日战争期间，军需民食，供不应求，物价飞涨，将田赋改征实物(稻谷)。县成立田赋粮食管理处， 负责田赋征收工作。县境原田赋额10.62万元，民国30年另增附加一倍，合计征赋21.24万元，折征稻谷12.32万石。
民国31年， 县奉令办理土地陈报。测量登记后，全县共有土地面积50.11万亩。陈报后新赋额不得少于旧赋额，县仍维持在民国30年度赋额。
民国33年9月因日本侵略军入境， 人民被迫外逃，田地荒芜，征收工作停顿。民国34年县境光复，田赋机构恢复(驻镇东乡宅里村)，赶办征收工作。每正赋银1元，缴纳粮谷100市斤。同年县政府决定每村预借公粮50市担，合计预借谷135万斤(折米94.5万斤)。
民国35年遭受虫灾， 面积达37.58万亩，损失七至八成，减产稻谷108.41万石。经省核准减免田赋80％。时值县地方财政开支急需，每村预借公粮20市石，计借谷0.28万石。
民国36年征收田赋额21.24万元，折征实物(稻谷)10.67万石。民国37年田赋实行配征粮额， 按省颁田赋附加限额标准实行， 县原有赋额21.24万元，配征额17.06万元，实征稻谷596.96万斤， 征借谷298.5万斤，公粮谷238.8万斤。民国38年田赋额21.23万元，田赋实际收入756.30万元(金元券)。
解放后，1950年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农业税条例，征收公粮以户为单位，按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农业收入主粮75.5公斤为征收起点(未超过75公斤者免征)。其税率分六等四十级， 最低3％，最高税率42％；按级实行全额累进，每进一级税率增加一级。是年征收公粮1105万公斤。1951年征收农业税由各户自报田亩、产量、经村评议委员会审核评定应交公粮数，再交群众通过后，各户按额交纳。当年实征农业税1559.5万公斤。1952年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并取消一切附加农业税的总方针。通过查田评产，全县共计耕地面积73.37万亩(未含资源三个区以下同)常年总产量11348.5万公斤，当年减免153万公斤，到年底实际完成1708.5万公斤。1953年贯彻农业税实行“种多少田地，产多少粮食，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和增产不增税，鼓励增产多留”的政策，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4年国家实行粮食随征带购办法(公粮照征)。当年开始征收地方附加5％，上交自治区。1955年增加乡自筹粮7％作为县事业费支用。并从当年起，农业税由财政部门计算到纳税单位，粮食部门统一征收实物(稻谷)，并以货币计算折价付交财政部门。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不再按户人平常年产量计征，改为按各个农业合作社综合原有各户常计产量数和依率计征数，求出平均税率，即为该社征收的比例。当年征税附加合计为1793万公斤。 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规定农业税实行比例税制，按照一定5年不变的粮食作物常年产量计算，全国税率为15.5％。 经过税制改革后， 县内常年产量调整为11978.5万公斤， 税额为1909万公斤，比1957年增加5.9％，省区规定调整后税率，最低为常产的6％，最高不得超过常产的25％，县调整后平均税率为15.94％。1959年至1961年，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出现“共产风”、“浮夸风” 、“瞎指挥”，加上连续3年自然灾害，农业生产严重减产，中共中央决定减轻农民负担。 1961年县内减少农业税额722.77万公斤， 应征1100.5万公斤， 实征 (含附加)1155.5万公斤，为上年实征1588万公斤的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