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国时期，县内商业资本有所发展，但商户所得利润，部分仍用于购置耕地或放高利贷，以坐收租息。沿袭到土地改革前夕，农村封建土地关系，仍占统治地位。
民国31年(1942) 冬，广西省政府试行《扶植自耕农暂行办法》，县内高田村是全省3个实验区之一，政府在该村划定范围区内，用平价收买公田和地主水田812亩(其中多数是祠堂田，少数是地主田) ，田价一半以现钞支付，一半以债券支付。再用贷款形式卖给佃农，贷款在15年内还清，无力佃耕的贫雇农，不分土地。如贫农唐治宁，全家4人，佃种水田1.2亩，分得水田2亩。 民国35年时，地主要求分田户退回土地，农民群起反对，方才罢休。此办法使地主经济受到部份抑制，佃农负债得田，但贫困农户由于缺少资金，生产仍困难重重。如秀岩村刘某，分得一块9工大丘，却是广种薄收。
剥削形式
县内封建地主，对少地或无地农民的剥削形式主要有：
地租 是主要剥削形式。佃农向地主承租土地，均须由佃农设宴，邀请田主、中人，预立租约；约内载明押租、租额、起佃、退佃等条件。清代佃约有对半分谷记载。民国《全县志》载：“县内田租一般常年产量的四成折交银元三元至三元五角”，县内多数地区，种地主田0.8亩交租8大斗(每大斗约7.5公斤) ，相当产量四成。田赋由田主完纳，生产成本由佃户自理，田内小春杂粮，归佃户所有。不论丰歉，佃户按数交纳，否则起佃另租给他人耕种。佃户除交纳田租外，还要承担替地主看庄园、守森林和义务零工等。地租沉重，佃户无法改善生产条件，主佃纠纷，历有发生。如民国18年，万乡小塘前倪国祉曾领导附近佃户开展减租运动，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
雇工 地主除出租土地外，一般还选择近村的优质土地，雇工耕种，富农亦有雇请长工或月工协助耕作的。雇工分长工、月工、零工、牧牛工、杂工等五种。长工选熟悉农作技术的一等劳动力担任，据民国31年(1942)统计，全县有长工0.78万名。雇请长工者，除地主外，还有富农和富裕中农，根据1951年全县对桥渡乡的调查：民国38年该乡共有长工58人，受雇于地主49人，富农5人，富裕中农4人。抗日战争爆发后，雇工工资多用实物支付，长工年薪稻谷500～600公斤，伙食由主家供应。
月工和零工，均农忙时雇用，不用时解雇。工薪较高，月工薪稻谷100～150公斤或日工薪2.5～5公斤；预借工资被雇者仅得正常工资的七成或一半。牧牛工均系童工，工资最低，除伙食外，年工薪稻谷100～150公斤。杂工包括洗衣、舂米等工种，多为贫困妇女担任，日工薪仅大米0.5～1公斤。